环球圆桌对话：新兴城市“蝶变”推动中国经济版图变迁

编者按：杭州、蝶变合肥、环球成都……这些新一线或二三线城市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外有关中国经济的圆桌异曲同工网观察与讨论当中。这些经济意义上的对话新兴城市何以实现“蝶变”？对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又意味着什么？本期“环球圆桌对话”就此展开讨论。

沈洁：国际关系学院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

刘戈：财经评论员

许维鸿：中国发明成果转化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越来越多内陆城市实现“跑步走”

沈洁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在不久前发布的新兴一份报告中对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做了综合评估和排序，结果令人有些“意外”：北京、城市上海、推动广州等超一线城市未能跻身前列；杭州雄踞榜首，中国合肥、经济成都紧随其后。版图变迁同样值得关注的蝶变是，位居该榜单前十的环球城市中，合肥、圆桌长沙、对话成都、新兴芜湖、武汉均处于内陆省份。越来越多内陆城市焕发活力，一方面能对周边起到辐射作用，带动产业链供应链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能与沿海地区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格局。

内陆城市增长加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成效体现。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一方面，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消费潜力和资源优势尚未充分释放，仍可通过统一国内大市场刺激内陆需求，提升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引导产业、金融资本向内陆城市转移布局，形成一批新的产业集群和制造基地。比如，清洁能源转型浪潮带动了锂产业的蓬勃发展，江西新余、异曲同工网宜春和四川遂宁等中小城市抢抓机遇，有效提振经济。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为内陆城市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及中部交通枢纽、高速铁路网等重大基础设施落地，长期制约内陆城市的区位短板不断补齐，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加快集聚，经济活力显著增强。例如，武汉依托“超米字型”高铁网络和长江黄金水道发展成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实现运输高效通达、区域快速联动，展现出内陆城市在新发展格局下的强劲增长动能。

内陆城市蓬勃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创新驱动。较之存在一定“路径依赖”的沿海发达地区，内陆城市在数字经济、绿色产业、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轻装上阵”的后发优势。例如，贵阳抢抓国家大数据战略先机，建成全国首个大数据交易所，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走在全国前列。另外，地方政府层面有的放矢地给予融资支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将助推当地实现科技资源的加速整合与产业结构的“蝶变”升级。以合肥为例，近年来，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一些关键技术领域面临“卡脖子”难题的背景下，合肥结合自身优势，基于集成电路产业市场规模大、工艺迭代速度快的判断，瞄准DRAM型存储芯片这一关键细分领域加大投入，不仅有力打破一些国外产业巨头的垄断，还吸引了一大批半导体企业落户合肥。这些实践表明，内陆城市正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迈出坚实步伐。

内陆城市多点开花，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内陆中心城市及其所处城市群、都市圈的崛起，已经不是个例，而是多点联动、协同推进。比如，当前，长株潭一体化加速提质，三市产业协同步伐坚实：长沙主攻工程机械、电子信息，株洲深耕航空动力与轨道交通，湘潭聚焦先进材料，形成“错位竞争、链式配套”的产业格局。再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见成效，两地共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特色消费品四大万亿元级的产业集群，汽车产量、电子信息产值占全国的1/10以上。同时，成都还依托汽车、电子制造、软件等产业基础，串联周边德阳、眉山、资阳等地，通过“研发在成都，制造在德眉资”模式打造西部制造业走廊。内陆城市“跑步走”，是我国区域发展由“轴带结构”向“网状结构”过渡升级的直观展现，也是进一步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沿海大城市根基深厚、稳扎稳打，将会继续成为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源泉。与此同时，内陆城市迸发活力，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赛道取得突破，一方面将为我国经济整体稳定增长注入强劲动能，另一方面更有助于缩小东西差距、促进陆海融合。这些变化彰显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正在稳步迈入新的阶段。

城市活力迸发背后

刘戈

产业迭代和工业化后期人才流动等因素正在重构中国的城市经济版图。杭州、合肥、成都、长沙等新一线或二线城市经济呈现迸发态势，已经成为一种基本趋势。国外机构或观察者注意到这种趋势，可能是因为在研究有关中国的投资机会和产业变迁时，发现一些初创公司诞生在了他们不太熟悉的城市。如果不把认知触角延伸到这些新的城市，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将会发生较大偏差。

想要了解人工智能和具身机器人的前沿趋势，目光显然需要投向杭州。Deepseek和宇树科技等“六小龙”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成百上千同类企业中的佼佼者。要想考察集成电路和半导体产供链的最新进展，合肥可能是一个比较精准的选择。而要更深层次地调研影视、游戏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链，成都将是不错的选择。当地游戏产业收入位居全国前列，影视方面则打造出“哪吒”等现象级作品和IP。新能源汽车方面，2025年上半年成都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激增3倍，产值突破百亿元，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电池、电机、电控”全产业链生态的构建。

放到5年前，要想考察这些领域的最新前沿动态，北京、上海、深圳等可能还是更加稳妥的选择。

杭州、合肥、成都等城市经济活力的迸发，一方面是因为沿袭了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主导下的产业培育惯性。地方政府积极参与投资、配套相关产业政策和鼓励私营部门协同发力等，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升级和机制创新的成果，更加务实、精准的政策措施让一些城市的优势得以更大程度的凸显。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经济正进入工业化后期，从经济发展规律上看也会出现经济发展资源从集中到分散的过程。这主要得益于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更趋便利带来人口特别是人才的流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已经印证这一规律：当核心城市的运营和制度成本超过创新收益，就会发生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外溢，尤其是流向具备差异化优势的二三线城市。这种变化几乎都发生在同一个“窗口期”，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工业化进入成熟期之后。

相对较低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与一线城市差不多的就业机会和薪资水平、同样方便的交通出行条件等，让各类人才选择就业地时开始把新一线或二三线城市纳入考量，而非只是紧盯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求职者，开始把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作为关键考量因素。

笔者刚刚结束在珠海的调研，其间接触到的数十位优秀工程师，从黑龙江到福建，从四川到宁夏，可谓来自天南海北。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和薪资收入，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再把去广州、深圳等规模更大的城市作为主要方向。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升级，直接改变了人才流动的方向。这种转变正在就业选择上形成良性循环，新崛起的一些城市为年轻人提供了不逊于一线城市的事业发展机会。这种变化与市场主体寻求更低成本的本能结合在一起，使得更多产业向着新兴经济活跃城市转移。

这些城市把大学、厂房、人才、政策、交通等现成的“积木”重新组合，用更低的成本、更准的决策、更大的市场，让新技术和新模式更快落地。换句话说，先进生产力不再只属于超一线或一线城市，而是出现在“成本、人才、市场”等条件同时达标的城市。就此而言，杭州、合肥、成都等只是第一批跑出来的样本。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这样的城市涌现。

依托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大局

许维鸿

最近几年，在国内外舆论观察和探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杭州、合肥、成都、武汉等新一线或二线城市确实被越来越多地提及。这并不是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的经济活力或贡献降低，事实上，在经济密度、产业布局、辐射效应以及人口承载能力等诸多方面，这些城市依然保持巨大优势。只是与这些“传统”经济活跃城市相比，一些新兴区域中心城市或重点城市带着明显的“新质”烙印，并且正在带动中国经济新增长极不断涌现，因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客观而言，新一线或其他重点城市的崛起，与通常意义上的城市发展规律以及中国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息息相关。

就城市发展规律而言，近些年来，越来越多传统超大规模城市开始转变过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着力破解自身面临的一些“大城市病”，寻求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和品质提升。这个过程伴随着在城市中心区域规模等方面做减法，在非核心功能疏解等方面加速优化调整，同时也对周边地区或其他二三线城市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生态等方面的辐射带动作用。除了这些宏观背景，传统一线或超大城市住房、交通以及整体生活成本相对较高，较之新一线或其他重点城市的“性价比”降低，也是促使各类人才尤其是年轻群体流向杭州、合肥、成都等城市的重要原因。

就中国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大体可以看到一个中国城市次第发展和迸发巨大经济活力的演进过程。从相对传统意义上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到现在的杭州、合肥、成都、长沙等，这条城市发展历程和轨迹对应并累积着中国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侧重以及成就。

不少分析人士试图总结，浙江杭州孕育出科技“六小龙”，安徽合肥打造出“合肥模式”，湖北武汉建设“中国光谷”……这批新的“中国最具活力城市”为何能够形成如此迅猛的发展势头？背后当然有着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资源配置更加合理，进而对于人才和产业吸引力更强等多种因素。而就城市发展长期规划而言，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还在于相关地方政府近年来积极回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结合本地产业结构和配套设施的实际条件，在招商引资和创新发展等方面作出新的尝试。如今，这些尝试正在当地一些新兴经济领域的突飞猛进中收获硕果。

当然，我们在考察新兴中心城市或重点城市崛起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正在取得新的进展，更多城市迸发活力是在中国经济整体扎牢根基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这些新兴活跃城市之所以耀眼，是因为它们背靠中国经济整体稳中向好、区域之间发展更趋平衡的大局。近些年来，我国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其间伴随着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过程，也包括资金、政策等一些要素和资源从沿海发达地区向着内陆地区的适当倾斜。

另外，我们在观察中国城市经济版图变迁时，不能光看这些城市，还要兼顾考察城市周边的乡村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经过长达8年的持续奋斗，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地区发展条件不断改善，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这为相关地区中心城市或重点城市迸发经济活力打下了底子、奠定了基础，区域中心城市或城市群的集聚和带动效应由此得以展现。

放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或许更能理解中国城市活力变迁背后的多种驱动因素，更加期待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展并推动更多新兴活力城市涌现，也对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和自信。